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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廉(1895年-1975年),经济学家、教育家,湖南邵阳人,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1926年进入南开大学任教,创办南开经济学院和南开经济研究所,1948年担任南开大学代理校长。

  这一年,中国爆发了北伐战争,两年战争结束后,中国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就在这一年,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何廉,在回国班轮上接到一封来自南开大学的信件,这让他改变了行程,由此改变了人生轨迹,也改变了南开的办学方向。因为何廉,中国化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在南开滥觞,从而成就了南开在经济学领域的辉煌。

  何廉,湖南邵阳人,1895年诞生于一个位于邵东硖石口小村庄、经历了百年风雨的宅子里。其父是当地乡绅,因而颇为重视何廉的教育。何廉8岁始读书,从私塾,再到新式学校,最后到美国留学。何廉名字的由来,也与他的求学经历有关。1909年9月下旬,这位何家老五奔赴远在300里之外的长沙求学。这是一所由邵阳县政府创办的中学,名叫邵阳中学,建在长沙邵阳会馆原址,专门招收邵阳县子弟。当他赶到学校时,邵阳中学已经开学一个月了。碰巧有位学生没有报到,校长考虑让硖石口小何补缺,不过这个同样姓何的学生名字已经在县机关登记过,校长只好让硖石口小何以那位学生的名字顶替入学。那位学生的名字正是“何廉”。硖石口小何从此用上了何廉这个名字,以后也再没有改回去。

  1918年,从美国人创办的长沙雅礼中学毕业后,何廉打算出国深造。他的父亲卖掉了一块地,得到400元,宗祠资助400元,一共800元。在雅礼学校两位美国先生帮助下,何廉将800银元兑换成800多美元的支票,准备开始留洋生活。临行前,何廉请雅礼的利文斯先生帮助起一个美国名字。利文斯先生看到何廉手里拿着一本《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便提议说,封面上的两个名字可以选取一个,于是何廉选择了“富兰克林”,从此“富兰克林·廉·何”成为何廉的英文名。

  何廉在旧金山上岸,没想到他的雅礼同学陈翰笙也来接他,后者劝说何廉改去自己上学的波姆那学院就读,何廉听取了老同学的建议。由于何廉在长沙上学的雅礼学校所授课程超过高中程度,类似于大学预科,何廉没费周折就被波姆那学院录取,并直接进入二年级。

  彼时的波姆那学院已是全美最好的学院之一,在二年级导师乔治·萨姆纳指导下,何廉并没有马上选定主修课,而是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特长,广泛选修了各类课程,包括数学、天文学、历史、经济学、政治学、哲学、心理学、英国文学、科学史和法语。在大学四年级时,何廉最终将经济学确定为主修课,并期望能够继续深造,获得研究生学位。在波姆那学院的这段时间,何廉度过了美好时光,不仅学到了现代知识,也同美国人建立起了友谊。到美国老师家做客,让何廉接触到美国人生活中美好的东西:文明、整洁、礼貌。在波姆那,何廉还为未来的爱情埋下了种子。他结识了湖南老乡余舜芝小姐,两人在波姆那开始的友谊,八年后,变成了始于南开的幸福婚姻。

  1922年,何廉大学毕业。虽然学习成绩令人满意,但是没有好到可以获得研究生助学金。那时美国大学助学金稀缺,仅有的几笔助学金只能提供给那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二年级研究生,何廉决定申请耶鲁大学研究生。何廉回忆说,他之所以选择耶鲁大学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何廉毕业于雅礼学校,这是耶鲁大学在中国创办的学校,有历史渊源。二是波姆那的两位教授萨姆纳博士是耶鲁的经济学博士,丹尼逊博士曾是纽黑文联合教会的牧师,他们可以帮助何廉在当地找到兼职工作,以弥补学费和生活费。

  何廉进入耶鲁后,一边做助教一边读研究生。那时的耶鲁以本科生教育为主,经济学研究生很少,何廉所在班级只有三个学生,但是耶鲁拥有多名国际著名的经济学教授,深厚学养滋润了何廉,几位教授的课业传授、实务操练和论文指导,对何廉的学术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

  耶鲁研究生院院长克莱夫·戴(Clive Day)教授是研究生院院长,对经济系的研究生都很关切,他是个经济史学家,何廉选修了他的“经济学说史”和“经济学的方法和书目”两门课程,同时选修戴教授给本科生上的《英国经济史》。经济史课程耗时繁琐,但何廉自乐其中。戴教授与何廉建立了深厚友谊,并一直关注其成长。戴教授退休后,将自己收藏的几百本经济学和经济学说史书籍赠给了何廉后来任教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何廉在重庆经济事务部工作时,戴教授还给何廉写信,介绍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唐纳德·纳尔逊的情况,后者当时到重庆指导中国的军事生产工作。戴教授是纳尔逊的朋友,在纳尔逊到中国前,他们碰过面并谈到过何廉。正是这种关系,让何廉在经济事务部与纳尔逊合作顺利。

  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博士是著名经济学家,其对经济学的贡献影响深远,货币银行学中著名的费雪方程式,就是这位耶鲁教授创立的。何廉从费雪的“物价水平”、“高级经济理论”等课程中汲取营养,更从费雪事务所学到了影响其一生的调查研究能力。

  何廉在听费雪“物价水平”一课时,被费雪要求帮助做物价指数的调查工作。费雪在1922年完成巨著《物价指数的制定》一书后,开始准备撰写《物价指数百科全书》,并让何廉来做这个项目。何廉从1923年春天开始一直到1926年回国前,用部分时间从事这项工作,并协助费雪教授编制每周批发商品价格指数和股票市场价格指数。无疑,对价格指数的深入认识和编制工作,为何廉日后在中国编制指数,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和实务训练。

  耶鲁的亚当斯(T·S·Adams)教授指导了何廉的毕业论文,这位教授按照自己的兴趣安排何廉做国家行政机构和所得税征收过程的国际比较研究。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何廉到美国国家税务局工作了两个月,这让他近距离了解税收征收工作是如何展开的。何廉在1925年9月完成论文,并在1926年6月被授予耶鲁哲学博士学位。

  拿到博士学位后,何廉准备回国任教,那时已经有多个国内学校向他发出邀请。在何廉回国前,费雪教授送给他一份毕业礼物,500美元的支票。这让何廉异常感动,表示要好好地利用这笔钱。这500美元后来被何廉用作南开的办学经费。

  1926年6月中旬,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何廉从温哥华登上“加拿大皇后”号邮轮回国,这艘邮轮的目的地是上海。在回国前,何廉接到了上海暨南大学的任教邀请,月薪300大洋。何廉回复回国后再作考虑,不过命运在太平洋上拐了一个弯。

  轮船抵达日本横滨港,何廉接到南开大学发来的一封信,聘请何廉担任财政学与统计学教授,月薪180元。作为统计学家,何廉对数字是敏感的。南开的月薪是暨南大学的六成,相差120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字。不过,作为经济学家的何廉,对政治文化的认识也是深刻的。他认为天津地处华北,而京津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教育水准高于其他地方,到天津任教可以大显身手。于是何廉给南开复电,同意到南开任教。他在神户下船,然后转道朝鲜和中国辽宁,到达天津,就任南开大学教授。

  南开大学建于1919年,到1926年已经成为国内著名高等学府,当时拥有文、理、商、矿业四科,学生500人,全年预算50万大洋。教师平均年龄30岁,除了中文和中国文学史的老师,其他教师都是欧美留学生。南开大学虽是私立大学,自己筹集经费,但是在政局混乱年代里反而比公立大学更加稳定,学校体系按部就班快速发展完善。老师关系和睦融洽,全身投入到教学,没有人课外兼职。如此蓬勃发展的私立大学,得益于两位办学者严修和张伯苓的亲密合作。初到南开大学的何廉,对这一点印象深刻。

  何廉第一年开设四门课,经济学、财政学、统计学和会计学。同时何廉用自己的积蓄雇了一位助手,帮助自己收集教材,做些计算和绘制图表工作。这是何廉在南开教学和科研工作的起步。

  何廉入职南开大学后,即刻到北京、上海和南京转了一圈,一是收集教材,二是了解各校经济学教学情况。考察的印象是,“中国大学中的经济学教育十分惨淡。实际上总起来讲,所有的社会学科的教学,都是可怜巴巴的”。主要原因是公立大学都处于维持状况。因为政治动荡,财政预算难以满足大学正常运行,教师们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四处兼课,连备课都无法做到,更谈不上研究问题了。教材也都是把西方大学教材照搬过来,加上教师们在国外留学的笔记,中国大学生学到的都是西方国家的知识,不仅枯燥无味,而且无法和中国经济社会相联系。如当时时髦的经济循环和证券分析这两门课程,是美国大学最流行的课程,中国老师们照搬不误,虽然引进了西方前沿理论,但工业化刚刚起步的中国既无经济周期也无证券市场,学生们只能听个热闹,但对他们未来的工作毫无用处。

  社会科学课程的另一个缺点是专业分工过细。在经济学课程中,经济学课程从第一学期就开始教授,此后学生要学习更加专业化的课程,每门课都是高度专业化的,但所教内容却空洞泛泛。相反,高等教育所涉及的基础学科却常常被应付了事。此外教学方法也有很多缺点。一位教师只用一本教科书,而且是英文教材,每天按照规定讲授5-10页。学生不仅要学会专业知识,更要学好英语。结果学生不得不依靠词典读懂文字,然后再记住概念定义。老师照本宣科,学生死记硬背,没有课外书可读,没有调研和写作工作,师生也甚少交流。

  何廉还发现,中国大学图书馆设施不足,即便经费充足,藏书仍以欧美教科书和普通书籍为主。而涉及到中国社会科学的,也都是最新的资料和文章,缺乏历史文献。

  何廉通过调研做出结论,大学经济系毕业生是无法胜任工作的。英文教科书的概念定义,与中国市场和媒体上的说法并不一样,大学生看不懂中文报刊的金融版面文章。

  何廉决定改革教学方式和教材,尝试教学“中国化”。他首先从财政学教学开始做些改进。他在讲授英文概念后,会把财政学理论和中国经济结合起来讲,说到公共支出问题时,他会讲些中国政府做的事情。何廉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油印了中国材料作为教科书和教学补充。到第二年他就把教科书的第一稿交给学生了。经过几年打磨,最后定稿为大学教科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中国大学有了中国经济学家撰写的教科书。

  何廉做的第二个改革是在课堂中引入讨论。没想到同学们非常踊跃,对中国经济现实问题能够提出尖锐看法,将讨论内容逼近事物本质。比如过去财政学主要讲美国财政制度,中国学生根本不了解中国土地税。何廉在课堂上引入土地税讨论,引起激烈争论,而学生们对土地税的缴纳方式和范围作了全面了解。而讨论税收问题,同学们就了解到征税范畴,对中国的苛捐杂税有了直观认识。当然,一些讨论话题需要原始资料,这得益于南开设置的研究职能,何廉的研究助手帮助他收集资料,特别到政府部门收集行政年报。何廉在教授“经济学原理”时,把教学班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助手带一个组,何廉每周讲课一次,组织全班讨论一次。何廉在助手巫宝山支持下,把美国经济学教材揉进中国案例,完成了中国化的两卷本经济学教材。而他的助手巫宝山因为参与帮助何廉收集中国资料,成为评价中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人。

  何廉把经济学和商科专业大学四年课程的教材都重新进行了编写,以弥补原文教材的不足。在改革教学方法和撰写教材同时,还带领助手收集各种经济和市场资料,如现洋比率、盈利率、兑换率、商品批发价格、贸易额等宏观数据,如工资记录、学徒契约、土地租赁合同等微观资料,作为南开图书馆的永久性资料保存下来。何廉还强调基础教育的作用。他要求学生要学好基础课,包括历史、地理、中文、英文、物理、化学或生物,以培养学生的思维体系。从第三年开始,经济学和商科学生才开始学习专业课程。

  为了实现经济学教育中国化,何廉倡议统一规范学术名词,比如像效用、供给和需求这样的词汇,各个学校用法不同。何廉除了在南开组织专门委员会定期规范名词外,还提议在全国规范社会科学名词定义。此建议得到当时教育部国立编译局负责人陈可忠的支持。陈可忠是何廉的耶鲁校友,他组织了一个全国委员会,任命何廉为主席,成员为国内各个大学知名的经济学教授。在南开工作基础上,委员会统一了一套术语,完成了中国经济学术语标准化工作,并在1936年出版发行,供社会使用。

  何廉在南开另一项最重要工作是创立了南开经济研究所,这是中国第一个经济研究所,其前身是南开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创立则源于何廉的一次“未遂跳槽”。

  1927年春末,位于北平的“中央文化教育基金会”社会研究部需要一名研究导师,何廉受到邀请。条件很诱人,薪水是南开两倍,没有教学任务,工作自由自在。不过何廉本身喜欢教学工作,同时认为中国当务之急是在大学中推行教学与研究并举的方法,以此给年轻人在知识和能力上兼顾的训练。何廉虽有自己理想,但是很难一口回绝邀请,因为条件太好。犹豫不定之间,何廉决定去找校长张伯苓谈谈。彼时张伯苓担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董事,对此项邀请早已获悉。张伯苓诚恳地表示,南开更需要何廉,并提出拨出一部分资金供何廉研究之用。何廉立即表示留在南开,并提议建立一个研究机构。后经校董会批准,南开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正式成立,何廉被任命为主任导师,并兼任商科的财政学和统计学教授。这时候的何廉,可以一半时间做教学,一半时间做研究。委员会不归属任何学科,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社会、经济和工业现状。南开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的经费是充足的。学校拨款5000大洋,曾邀何廉加盟但被拒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资助4000大洋,加上耶鲁费雪教授赠送何廉的500美元,委员会一下子拥有了万元经费,何廉大喜过望,踌躇满志地开始了研究工作。

  1927年7月1日,南开大学社会经济委员会在学校秀山堂正式成立,这是中国人开始以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实际情况的重要开端。

  委员会初期工作主要是收集与中国经济有关的各种文字资料,最后整理编纂成《南开中国经济文集》,同时做经济统计编制与分析工作。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后,中国开始国家重建,政府将注意力集中到工农业发展方面。如何在一个传统农业国开始工业化进程,是当时最为重要的学术研究方向。何廉决定,让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以京津地区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工业化的程度和经济影响。很显然,这样的研究工作既有现实意义,又有理论价值,但是这样的研究工作也需要经济史专家和工业化问题专家。于是何廉想到了方显廷博士。这位刚刚完成耶鲁经济史博士论文答辩的方显廷是何廉在耶鲁的同学和密友,他对19世纪50年代英国工业结构很有研究,而彼时中国工业化需要借鉴英国经验。于是何廉向张伯苓校长建议,邀请方显廷担任研究委员会的研究主任,同时兼任文学院的经济史教授。此举得到校长支持,何廉将已在上海步入官场和商界的方显廷拉到了南开。方显廷放弃高薪从1929年进入南开,到1948年离开去国际机构赴任,在南开工作了20年,成为何廉的重要学术伙伴。

  虽然第一年预算充裕,但到了1928-29财政年度,委员会出现了财务困难,只有大学提供的经费来源稳定。何廉于是向外界求援,经过努力,太平洋国际协会决定给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两笔为期三年的拨款,一项是每年7500美元,用于资助何廉领导下的关于山东和河北两省人口向东北迁移的研究。另一项是每年5000美元,资助方显廷领导的对华北地区工业化的研究,研究重点是天津工业化。这两笔资助极大鼓舞了何廉的信心,让委员会得以正常运转下去。

  不过好日子并不长,私立南开大学面临着新问题。北伐战争结束,国家进入正轨,公立大学开始得到财政正常拨款,这使得公立大学进入飞速发展阶段,特别是清华,既有财政支持,还有庚子赔款辅助,让清华不仅改善了硬件,也提高了教授待遇。工资提高,还有七年一次、出国休假一年的待遇,这使得近靠清华的私立南开大学备感压力。从1929年暑假开始,南开教授出现离职潮,包括历史学教授蒋廷黻、政治哲学教授萧公权、生物学教授李继桐等相继转到清华任教。由于工资差别较大,南开留人变得困难。张伯苓对清华高薪挖角行为异常愤怒,但也无可奈何。何廉认为教授工资竞争不可避免,与其竞争,不如另辟蹊径。经过讨论,南开定下了新的发展战略。校长和教授们认为,天津是商业中心,并有可能成为华北工业化的领头羊,南开大学应依靠天津经济优势,培养实用型人才,即重点培养商业和工程人才,而清华和北大并无这些专业。张伯苓最终下定决心大力发展商学院,并在可能时建立工程学院。

  在这种背景下,张伯苓希望何廉在主持委员会工作之外,能够兼任商学院院长,并担任文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何廉深感责任重大,既担心无力胜任太多职务,也感到这是理顺南开经济教学的好机会。经过深思熟虑,何廉接受聘请并提出三项建议:一,把商学院和文学院经济系,与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合并,成立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承担教学和研究两项工作。二,重新编写经济学和商科教材。三,经济学院建立独立董事会,以方便管理和募资。

  何廉建议得到校长和校董会的支持,1930年南开经济学院正式成立,何廉担任院长。这种一半教学一半研究的制度,让教工工资得到提高,稳定了南开的师资,并让随后的招聘工作一帆风顺。到1936-37学年,经济学院教工人数达到32名,包括10名教授、9名讲师、5名助教和8名助理研究员。教师中以海外留学博士为主,主要来自耶鲁大学、哈佛大学、伊利诺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等。若干年后,从南开经济研究所毕业的学生也补充到经济学院,其中很多研究生是经过新一轮海外留学归来的,这包括笔者老师杨叔进教授和杨敬年教授,两位杨教授分别是威斯康辛大学博士和牛津大学博士。

  经济学院经过几年努力,本科生注册学生从69人扩大到172名。同时,经济学院的研究工作也得到扩展,从城市研究扩大到农村研究,针对农村经济的研究包括农业经济、乡村工业和华北地区地方政府与财政,何廉成为最早关注农村问题的中国经济学家。

  教学与研究工作互助相长,资料编制与教科书编写都取得长足进步,老师们发表的文章也引起校内师生关注,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南开经济学院生机勃勃。

  不过,经费问题始终是私立大学的难题,何廉也要面对家大业大的经济学院的菜米油盐问题。经济学院创办时预算是10万元大洋,1936-37学年达到30万元大洋高峰。学校每年拨款10万元,何廉还要通过各种私人关系募集社会赞助。国家刚刚走上正轨,工业化进程刚刚起步,全国工商业并没有形成统一大市场,金融和商业具有较强地域性,因而大学募资活动很难在上海获得实际进展,何廉的募资对象主要是拥有私人关系的华北地区的商业银行和化工纺织企业。每一笔募资都是一笔人情所在,可见那时的私立大学办学目的就是培养人才,别说盈利,就是维持正常运营也要管理者做出不懈的努力。

  1931年,何廉在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基础之上建立了南开经济研究所,何廉任所长。资金一半来源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一半由学校拨付。经由耶鲁费雪教授介绍,洛克菲勒基金会社会科学部副主任甘恩(Gunn)先生造访了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在经过详尽调研后,甘恩先生对何廉和南开经济学院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并决定帮助何廉。经过他的推荐,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向南开经济研究所提供一笔五年期的拨款,时间从1932年到1937年,在南开经研所预算最高峰时,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拨款达到三分之一。这笔款项为研究所发展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支持。五年期满后,洛克菲勒基金会继续向研究所提供资助,甚至在中国爆发抗日战争后也没有间断,直到1947年。

  研究所还建立了图书馆,主要藏书是何廉和方显廷各自捐赠了4000册从美国带回的图书,合计8000册。

  研究所主要从事两项工作,经济调查研究和培养研究生。1935年研究所首创从国内各大学招收10名优秀毕业生为研究生,这批学生毕业后成为中国第一批由国内培养、教育部承认的硕士学位获得者。抗战爆发后,研究生招生一度中断,后又在重庆恢复,南开经济研究所成为旧中国高校中唯一一个长期连续成批培养研究生的机构。到全国解放前,南开经济研究所共招收研究生11届,有毕业生肄业生59人,均成为中国财经界的栋梁之才。

  南开经济研究所还为农村复兴运动培养人才。1935年,南开经济研究所与北京协和医院医学院、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金陵大学联合成立了“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何廉担任主席,各校分工协作培养人才,南开经济研究所负责培养地方政府、财政、合作组织及土地管理的人才。协进会在山东济宁县发起建立以河北省定县为模式的试验县,参加实验的大学派出教师组成县政府。抗战后,参加实验人员转移到到贵州省定番县。

  南开经济研究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民间经济研究所,也是中国第一家研究经济问题的专业研究所。在南开经济研究所建立之前,官方有一个研究经济的机构,最早叫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研究部,后来并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该机构研究范围涉及社会科学多个领域,经济学研究也处于起步阶段,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建立,开创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新篇章,“成为中国经济研究和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建立,圆了何廉的一个梦。何廉的密友方显廷在回忆录中说,何廉在耶鲁读书时就有建立经济研究所的梦想,“他是一位领导者、计划者与领导者。他在那时就沉浸在以伦敦经济学院为模式、在中国建一所经济研究所的梦想之中”。

  南开经济研究所正式成立后,研究方向集中在三个领域,收集、编纂和分析华北地区统计数据,研究天津工业化进程问题,探讨山东河北两省居民向东北的移民问题。鉴于研究所和教学密切联系,因而研究所也研究历史文献和编写经济学教科书。

  何廉把他的研究思想贯穿在研究所研究工作中,改变了习惯性研究方法。在转移研究重点同时,南开经研所改进了研究方法,特别在实地调研方法上放弃了美国传统作法。何廉在实践中发现,美国经济学家常用的问卷调查并不适合中国,中国商人不愿意配合,不会根据问卷实话实说。另外简单依靠助手机械性收集资料也很难获得专业化程度高的数据。

  何廉决定改变所里的研究方法。首先,每项研究任务都由一名教授主导,其下安排几名助手,而这些助手受过很好专业训练,并知晓研究目的。其次,采取广泛研究与典型研究相结合。第三,建立实地工作站,一个设在天津郊县静海,一个在河北高阳,一个在山东。每个工作站都有研究助手在那里工作生活,直接查阅分析县里文献,甚至同农民一起干活。教授与助手们争取每周开一次会,讨论工作进展。

  研究方法的改善,提高了研究水平,而实践经验也让何廉对学术研究做出了极具价值的判断,他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不可能达到自然科学的精确程度。何廉的这个结论与后来经济学界对“经济学是门不精确的科学”认识不谋而合。

  在何廉领导下,南开经济研究所撰写了题材广泛的论文,何廉给这些论文起了一个大标题“中国战前与战时的经济问题与方针政策”,集中发表在《大公报》的经济周刊上,有时也作为星期日论文在该报发表。这些文章在京津地区具有较大影响力,后来经方显廷教授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南开经济研究所三本研究成果,书名分别是《中国经济研究》《战时中国经济研究》《中国战时的物价与生产》。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各种论文也刊登在国内外刊物上,包括《经济季刊》《哈佛商业研究》《世界经济文集》《太平洋事务》《外交政策报告》等。

  南开经济研究所最值得称道的研究成果,当属“南开指数”。何廉早年在耶鲁读博士时,做过欧文·费雪教授的助手,协助编制物价指数,对指数构成和物价既有研究也有兴趣,所以何廉决心编制中国的物价指数。在他领导下,“南开指数”最终诞生,成为中国第一个物价指数,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

  1928年冬,何廉决定编纂以天津市场为代表的华北商品批发价格指数和天津生活费用指数。收集数据的过程是艰难的,因为何廉和助手们不懂市场行话,而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都没有统一度量衡。后来通过南开中学庶务科一位职员的帮助,才与市场进行了真正接触。在此之前,何廉开展了另一项工作,他利用费雪“理想公式”编纂分析了中国60年来进出口贸易量、贸易价格和商品名称,耗时三年,在1931年完成,由天津直隶书局出版。四年后,何廉把各种指数集中到一起编成一本刊物《南开指数》。这本刊物从1935年开始发行,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结束。日本军队占领天津后,日伪政府仍然对何廉的指数进行每周数据采集,直到中日战争结束,这个指数甚至到1952年天津解放四年后才结束使用。指数编纂工作也让何廉对中国的数据统计产生了独特认识,他认为,使用中国经济数据具有冒险性,需要慎重对待。原因有二,一是缺乏具有高度统计概念的公众,二是缺乏具有专业能力的统计人员。何廉做出的这种结论,似乎在几十年后依然存在。

  1936年以后10年,何廉应邀进入国民政府工作,担任过经济部常务次长、经济部农本局总经理、资源委员会代理主任、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等职务。在何廉进入国民政府工作时,南开大学经研所并没有随西南联大迁到昆明,而是搬到重庆的南开中学校园内,其目的是方便何廉能够继续指导研究所工作。

  何廉接受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亲自委托,主导完成了国民政府经济行政机关调整方案,机构改革在1938年春完成,标志着国民政府战时经济领导体制的形成。抗战后期,蒋介石再次找到何廉,要他就战后经济重建提出原则。1944年夏,何廉主持编制完成《(战后)第一个复兴期间经济事业总原则草案》。方案规定采用混合经济体制,这就是何廉提出的“在混合经济中有计划的发展”。原则强调中国的工业发展应该沿着两条路线进行,一是国营企业,二是私营企业。草案写到国家独占的种类不应太多,主要包括邮政、电讯、军工、造币、主要铁路、大规模水力发电厂等。而私人企业可经营国营经办以外的任何领域。草案还允许外资不受比例限制地进入私营经济允许的领域,在组织上不应强调总经理是中国人,虽然董事长应该是中国人。

  抗战胜利之初,何廉还提交了“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纲要,但因政治原因和时局变化,方案终未公布实施。

  制定这些原则、纲要和计划的基本思想,是规定采用混合经济体制。其时,人赞成一概搞国营企业,而私人企业则赞成完全私有化。何廉认为,无论是单独发展国营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存在问题,而应该在混合经济中有计划的发展。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企业先是政府所有和经营(官办),然后是私人经营、政府监督(官督商办),何廉认为这是贪污腐化的根源。同样,何廉也看到单纯的私营经济是不会主动去西北开发的,它们乐于在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大城市发展。

  1948年10月,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长的张伯苓被迫辞去国立南开大学校长职务,行政院任命何廉为代理校长。因时局变化迅速,担任校长两个月的何廉决定离职赴美。12月1日,何廉在北平搭乘最后一架民航班机飞抵上海,恰巧碰到准备乘机去重庆的张伯苓。当何廉向张伯苓道别的时候,张伯苓低声说道,一定不要再回天津了。这次见面,是张何二人的永别。1949年1月2日,何廉和全家人在香港登上“美琪将军号”邮轮前往美国,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多年,1975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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